关于中国古代夏$殷$周纪年问题之研究# +%((年,新建设-第*期载有唐兰先生所作,中国古代 历史上的年代问题-#继之,历史研究-第二期载有陈梦家先生所作,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原两作 论据#均以'殷历)为考定殷$周纪年之可靠材料%但所有见在两作中之殷历纪年#颇有未经参综检校 之处#以致两作所有关于殷$周上及夏代纪年之推考#诸难肯定%因是#本文暂不亟于夏$殷$周纪年历 数多少之结论#先将有关殷历及其纪年问题之关键#试作阐述%除以奉商于唐$陈两先生#并望读者予 以校正%

一、传本《左传》《国语》内出现的 十二星次概念

中国古人很早就观测到木星每年所处天空的 位置循序移动，约十二年运行一个周天。于是在对 星空已有的四象（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 南方朱雀）、二十八宿说法的基础上，再划分十二个 星区，称为十二星次。这样，观察木星所在的星次， 则可以纪年，木星也被称为“岁星”，即为星岁纪年 法的起始。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岁星的行进方向 与众星宿运行方向相反，与天象的整体性观测不大 协调，因此想象出一个与岁星行进方向相反、速率 一致的虚拟星体，初名之曰“太阴”或“岁阴”（后被 改称“太岁”），按十二地支困敦（子）、赤若奋（丑）、 摄提格（寅）、单阏（卯）……的顺序顺时针运行，称 “十二辰”。当然，十二辰与十二星次是存在对应 关系的。星区、星宿与地面各个区域对应联系起 来，称为“分星”或“分野”、“星野”，星区内的天 象、星象变化，则预示着下界相应地区的灾祥祸 福，从而演化成一种“星占”之学。因此在中国古 代，天文学、历法和纪年，往往与天人相通、天人 感应的神秘说法纠缠一起。单就星岁纪年而言， 由于“岁阴”（太岁）的加入，不但要观测或推算岁 星的所居星次，还要推想此年太岁所处的辰次， 方法复杂化且带来新问题，给后来干支纪年的产 生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这一套星岁纪年法，都产 生于战国中期之后，其学说体现于战国后期石 申、甘德分别撰写的天文星象著述① 。但岁星运行一周天，并非正好为１２年，而是１１．８６２２年。 于是经若干年之后，必然会观察到岁星超越了一 个星次，古人对此虽有觉察，但仅仅以星空“盈 缩”的模糊说法敷衍解释。直至西汉季年，刘歆 发明了岁星有规律“超辰”的学说，这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但他认为是经过１４４年超辰一次，并且 将此编入《三统历》和中国历史的年谱《世经》。 实际上，现代天文学的测算是约８６年超辰一次， 可知刘歆的超辰之说有很大的误差。

十二星次的划定，各个星次是有专门名称的， 而名目又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十分重要， 不能忽略。今传世本的《左传》一书，其中出现若干 处十二星次名称与纪事，是最应当深入剖析的历史 信息，谨将之条列如下：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 “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 枵……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 耗，不饥何为？……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 次，害在鸟、帑，周、楚恶之。

《左传》襄公三十年：过伯有氏，其门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 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 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 年，乃及降娄。

《左传》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 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 “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

《左传》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郑裨灶 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 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 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 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一年：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 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不及四十 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 其凶。②

以上所引《左传》之文，出现了十二星次的名称有星 纪、玄枵、降娄、鹑火、娵訾、豕韦、析木、大梁。其中 “豕韦”是娵訾（又写作“诹訾”、“娵觜”）星次的别 称，二者为一，总之传本《左传》中出现了十二次中 的七项名称。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越得岁”， 虽未明言星次名称，但西晋学者杜预根据各种典 籍，认为越地的分野乃为星纪，故注释为“此年岁在 星纪”。这条“越得岁”史料虽寥寥三字，但在近代 以来的学术研究上，曾引起很大争议，这里暂且存 录，后文还将涉及。

与《左传》同是记述春秋时代史事的《国语》，也 出现十二星次名称，所涉史事延及上古，更为广远， 不得不引为注意。如：

《国语·周语下》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 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

《国语·晋语四》载：文公在狄十二年…… 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 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 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 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 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

《国语·晋语四》载：……晋之始封也，岁 在大火，阏伯之星也。

《国语·晋语四》载：董因迎公于河，公问 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 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虚，晋人是居， 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 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 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③

据上引资料，今传本《国语》出现鹑火、析木、寿星、 鹑尾、大火、大梁、实沈等七种星次名称，其中寿星、 鹑尾、大火、实沈，是《左传》中没有的，这四个星次 名称加上《左传》内已有的七个，总计二书达十一个 星次之名，于十二次称谓的既定体系中，只差“鹑 首”没有出现，已属相当完备。以上罗列的十二星 次资料，都是通过记述春秋时期历史人物的言论而 道出，至于这些历史人物在春秋时期能否具备此种 十二星次的知识？此种知识产生于何时？是何人 将此类知识强加于春秋时期历史人物？以上均为 本文将要解析的关键问题，也涉及了中国古代史学 史、政治文化史、文献学史上极其的重要学术疑案。

二、刘坦所揭示的问题及相关论辩

《左传》作者与成书时代的争议源远流长，不同 观点的交锋往往呈现学派门户倾向，甚至带有政治 立场的因素，因此持论情况复杂。而且多数参与论 辩的学者皆自认为占有理据，不愿改变观点。尤其 自康有为发布《新学伪经考》，极力主张是刘歆伪造 了《左传》以及多种经史典籍，致使争议不可开交， 其中各方执守成见，甚或先预定主张，再寻理据互 相诘难，议论繁多却无法取得共识。这里不能再详 细缕述各派学术名家的不同观点，谨彰明民间学 者、历史年代学家刘坦的见解。他在研讨中国古代 星岁纪年的过程中，顺便指出《左传》被刘歆所窜乱 这一史实。刘坦并未专题研究《左传》的成书及其 作者，仅顺便发现刘歆对《左传》、《国语》的掺假、窜 乱。刘坦终生生活在乡下，独立研治历史年代学， 不曾与史学界各派学者有所过从，因此其结论不带 有主观先验性或学术派系的倾向。

刘坦（１９１０—１９６０）原名允恭，后改名郁，中年 再改名坦，天津武清区王庆坨镇人。幼年家贫，无 力求学。９岁方从乡下塾师王猩酋习读经史。王 猩酋为当地名师，能诗善文，并工于书法绘画，又以 研究雨花石著述闻名于世。刘坦则潜心于历史学， 由研究《史记》入手，而发现中国古代纪年方法上的 诸多问题，１９３７年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精 于历史年代学考证的独特著作《〈史记〉纪年考》，此 时年方２７岁。后又撰成《〈史记〉系年考》（未刊行） 等著述，并且逐渐转入对古代星岁纪年问题的研究。１９５５年８月，科学出版社将刘坦的长文《论星 岁纪年》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１９５６年７月９—１２ 日，刘坦参加了中国第一届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讨 论会，是惟一以乡村农民学者身份参与此次会议之 人。会后返回故乡，继续独自做历史年代学研究。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科学出版社又出版刘坦的《中国古 代之星岁纪年》一书，篇幅约２７万字。１９６０年因 病逝世，享年仅５０周岁。

《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是刘坦的主要著述，其 书系统梳理了先秦石氏、甘氏、西汉《淮南子》、《太 初历》、西汉末《三统历》的星岁纪年方法，析解各项 历法的要义和讹误，进而针对史籍中载有的多处星 岁纪年的定点资料，予以深入考证，辨其真义或指 明虚构。其中对于汉末刘歆的《三统历》与《世经》 的纪年，考析尤深，所占篇幅也为最大。正是在这 种研讨中，刘坦独立地发现了汉末刘歆窜乱《左 传》、《国语》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上文所引见于 《左传》、《国语》的岁星纪事内容。

简要言之，古人以１２年一周天的速率，不难推 定某一年份的岁星位置。而无论《左传》、《国语》内 记述的春秋时人，还是撰著《左传》、《国语》的战国 时人，都绝对没有岁星“超辰”的理念。那么从《左 传》昭公十一年“岁在豕韦”计算，《左传》昭公三十 二年记载的“越得岁”，应当是岁在析木。但杜预注 释《左传》，认为越国的分野是“星纪”，故指出“此年 岁在星纪”。而刘歆《三统历》在春秋鲁昭公十五 年，值岁星超辰一次，正好与昭公三十二“岁在星 纪”吻合。《左传》的星岁纪年居然符合刘歆１４４年 超辰一次的体系，即说明这不可能是《左传》原有之 文。因此，刘坦提出：

吾人对于以上《国语》、《左传》所述春秋时 代之岁星纪年，不能因其记叙为春秋当时人论 述春秋当时星次，遂认为春秋时代岁星纪年之 星次，即是如此。亦不能因《国语》、《左传》作者之时代或在战国，遂认为其所论述岁星纪年 之星次，系战国时代之岁星星次。而应根据实 测岁星超辰年数，校订其与刘歆《三统历》星岁 纪年之一息相通，证明其为刘歆伪托，更进而刘坦认为：“《国语》所见有关春秋时代之岁星纪年， 均出刘歆伪托，据是，所谓‘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者，踵其踪迹，亦是刘歆羼入之文”②。

查以上所述，认定刘歆窜乱了《左传》，乃因为 其中岁星纪年体现了刘歆创建的岁星超辰理念，这 系于杜预对《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越得岁”的注释， 即“此年岁在星纪”，切合于《三统历》中鲁昭公十五 年有过一次超辰的推算。而《左传》本文并未明言 此年岁星之所在，所以仍存在证据薄弱之环节。 １９８１年，胡念贻发表长篇论文《〈左传〉的真伪和写 作时代考辨》，主要观点为：１．《左传》原名《左氏春 秋》，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并非为解释《春秋》而作； ２．《左传》决不是刘歆伪造；３．《左传》成书于春秋晚 期，其中有些内容是后人加入的，但总体上保持了 原貌。全文既有精到的学术见解，也存在相当明显 的偏颇之论。其中反驳刘坦的论点说：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其中第二章 第二节提出《国语》和《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 为刘歆伪托。刘坦没有进一步论断《左传》一 书为刘歆伪作，这还比较审慎。但是，刘坦的 论证也是错误的，《左传》里的岁星纪事，和刘 歆不发生关系。

胡念贻先生承认《左传》成书之后曾陆续被人掺入 一些文字，而且认为“《左传》和《国语》里面的岁星 纪事不是本书的作者所写，而是后人写了插进书中 去的”④，但就是否认刘歆是可能的掺假者，这真是 十分执拗的逻辑！胡文认为：刘坦引用杜预对《左 传》昭公三十二年“越得岁”的注释来推断其为超辰，是不能成立的，《左传》和《国语》的岁星纪事都 不存在超辰现象，他用注解方式提出：“据徐发《天 元历理·考证之四》说，战国时越的分野在析木，这 年应当岁在析木，则和《左传》所有岁星纪事都能 契合。”⑤

这种论辩之辞实际取自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 洋天文学史研究》，是日本学界曾经争辩的问题。 查徐发其人，乃清朝康熙年间官员，他认为战国时 越国的分野本为析木，汉初将析木分野夺取而给予 燕国，越与吴遂共为星纪分野。这样，杜预的注释 就不符合先秦时期的状况，即鲁昭公三十二年乃岁 在析木，不存在超辰问题。然而汉初为什么会采取 这种改变分野的做法呢？徐发说：“汉初燕最有功， 越最负固，故易之燕……理或有之。”⑥这个“理或 有之”乃是臆想和猜测，没有任何史料根据，而且所 叙的内容又张冠李戴，因为所谓“越最负固”，是南 越（即今广东一带的政权）曾顽固地抵制汉王朝的 统一，“越得岁”的越国是春秋、战国时的政权，为今 浙江地方的东越，二者时代、地区皆不相同。汉初 燕之功勋并非显著，只是封君卢绾与汉高祖刘邦同 里，从父辈即相互亲近，功劳被夸大，故封为燕王， 后被刘邦怀疑抓捕，逃往匈奴，死于他乡⑦。再者， 朝廷通过予夺分野来奖功惩过，亦闻所未闻。因 此，徐发的臆测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其动机只是为 了弥合《左传》几种星岁纪事间的不协调现象，胡文 将徐发的臆测看作可信的考证，亦属无谓。新城新 藏在学术上反对《左传》为伪书，但他也表示徐发的 说法不能轻信，因而另寻依据，他引证《左传》昭公 九年郑裨灶的预言：陈国再封五十二年后，“岁五及 鹑火，而后陈卒亡”，陈亡之年果然应验⑧，“五及鹑 火”排斥了超辰现象，故新城新藏以此否定《左传》 中带有刘歆的超辰之说⑨。至此，两种对立观点可谓势均力敌。但刘坦研究星岁纪年所提供刘歆窜 乱《左传》《国语》的证据，不止上文关于“越得岁”分 析，而是有更确凿的发现，谨于下文申论。

三、刘歆窜乱《左传》《国语》问题申论

刘歆是否有过窜乱经史典籍的行为，对立的观 点持久争议，难得确认。例如：康有为提出刘歆从 《国语》中抽出大批内容重加编辑，并掺入私货而伪 造了《左传》，支持者如崔适、钱玄同皆为之补充了 根据。而反对者引司马迁《史记》中有“左氏春秋” 书名来辩驳，但康有为、崔适等学者，早申明《史记》 也被刘歆做了手脚，窜入不少与伪造《左传》相互呼 应的内容。于是问题遂复杂化，欲证明《史记》内确 有后人添加的文字，这并不困难，但要确切证明某 一具体内容并非司马迁原文，则极不容易。疑信之 间，只好听凭人们任情选择，遂成为学派分歧或门 户之争，颇属无奈。要之，应须发现一种明晰、快捷 而无法做另外解释的史实证据，方能结束僵局，突 破难点。对于《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的问题，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已经提供了明快而无 可置疑的史实知识。

战国后期，古代天文学有显著发展，渐成体系， 有石申、甘德各撰天学著述，俗传称之为“星经”。 其书虽久佚，但石氏之说体现在《史记·天官书》与 《汉书·天文志》，甘氏之说在唐代《开元占经》一书 内有较详细叙述，保存的内容都相当完整。刘坦梳 理了石氏、甘氏的天文学说与星岁纪年方法，可知 其中已有岁星１２年运行一周天的知识，并且将星 空分出十二星次，也构拟了与岁星逆向而行的“太 阴”（或名“岁阴”），以太阴所在位次作为十二支纪 年的根据。而十二次的名称是监德、降入、青章、跰 踵、启明、长列、天音、长王、天睢、大章、天泉、天皓。 这里我们不必深究其名称形成的原由，但须了解这 个天学和星岁纪年的体系，一直沿用到西汉，《史 记·天官书》的采用即为明证。刘坦又深入考察刘 歆《三统历》①，指明刘歆虽大量沿袭以往的天文、 历法知识②，但在名称等形式上大肆更张，例如将虚拟的“太阴”（岁阴）改为“太岁”，将一些数据来源 套上《周易·系辞》的象数，以增强正统性和神秘 感。而在星岁纪年方面，则将十二次的名称完全改 变，重新制定。《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叙述这种变 化之后，且列表对照：

从上表可以看出，刘歆《三统历》除了将原先监 德、降入、青章等十二星次名称一一对应地更改为 星纪、玄枵、诹訾等等之外，各星次内分配的二十八 宿各星宿并无变动，所属地支也依然照旧。众所周 知，王莽改制就有许多单单改动名称的把戏，似乎 改名即可图新，而刘歆作为王莽的国师，这类改制 建议应不在少数，他与王莽一样，具有通过改变外 在名称、形式来寄托内心意向的神秘化心理，对十 二星次名称的全然改换，在理念上乃如出一辙。

大多数研讨中国天文学史的学者，忽视了战国 时期石氏天文学的十二星次名称，把刘歆创始的星 纪、玄枵、诹訾等名称体系当作是战国时期就固有的说法①，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即如此论 述，浑然不觉其非。关于刘歆改变十二星次名目这 件大事，迄今学术界知之甚少，也未重视，充满模糊 认识。十分重要的是《史记·天官书》，乃昭然地采 用先秦石氏之十二星次的名称，有如下列：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 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 女、虚、危晨出，曰降入。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与 营室、东璧晨出，曰青章。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 奎娄、胃、昴晨出，曰跰踵。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 昴、毕晨出，曰开明。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 觹、参晨出，曰长列。

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 井、舆鬼晨出，曰天音。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 七星、张晨出，曰为长王。

阉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 轸晨出，曰天雎。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 角、亢晨出，曰大章。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 氐、房、心晨出，曰天泉。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 与尾、箕晨出，曰天皓。②

《史记·天官书》的这些记述，有若干要点务须 注意：１．《天官书》全部符合先秦以来石氏的星岁纪 年体系及其十二次的名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的 注释指出“出石氏《星经》文”③。对虚拟星体称“岁 阴”而不是“太岁”，也与刘歆《三统历》星次名称不 同。２．其中因使用同音字、近音字，而与其他文献略有不同，是乃古籍中的常态。而“敦牂岁，岁阴在 午……曰开明”，不是“启明”，则因汉景帝刘启之名 而讳改。作为私修史的《史记》本不留意避讳“启” 字，因此“启明”被改作“开明”，似汉朝官方所为，可 见当时石氏天学乃公行于世。３．摄提格、单阏、执 徐等岁阴纪年名称，来源悠久，而刘歆《三统历》则 将之摈弃，此亦可区分《史记》与《三统历》之不同。 ４．《史记·天官书》是专门记载天文学说者，司马迁 著书首要宗旨乃是“究天人之际”，倘若当时世上有 如刘歆《三统历》之星次名目，焉得不加记录？这足 以证明截止汉武帝时，世间决无星纪、玄枵、诹訾等 等十二星次名称。

据此，不仅《左传》、《国语》内的星纪、玄枵、降 娄、鹑火等一系列星次名称，是司马迁之后人士窜 乱，其他任何书籍出现上述星次名称者，皆形成于 司马迁之后。问题很清楚，《左传》是刘歆于西汉末 提供定本、立于学官，《国语》流传至今者也是刘歆 的底本，新制定的十二星次名称也是刘歆《三统历》 所首创，传本《左传》、《国语》中出现《三统历》中十 二星次的系列性名称，那么这些内容毫无疑义乃刘 歆所窜入，舍此无法作其他解释。

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虽然不主张刘歆伪造或 窜乱了《左传》，但他利用现代天文科学的运算方法 进行研究，却实际上为刘歆窜乱《左传》、《国语》提 供了旁证，其文章指出：

《国语》记载有６条岁星位置。笔者对《国 语》所书岁星位置也做了考察，情况与《左传》 类似：所书位置与天象全不相符，也皆非其时 观测实录。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国语》所书岁 星位置失天的规律与《左传》如出一辙（考察结 果也列于表１）。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国语》、 《左传》中关于天文历法内容的作者或改写者是 否是同一个人所为或是两人有着某种密切 关系。

他又论断说：“《左传》、《国语》中特有的天象记载， 凡有年代可考、可返求者，无一真实。而史实年代 更久更古更远而无考者，如伶州鸠所述伐纣天象、 武王克商“岁在鹑火”，唐叔始封“岁在大火”等等这 类的天象记载，恐怕也很难令人相信其有别的什么 依据。”最后，文章特别提出：

另一方面，太史公推古天变，极重视天 运……《天官书》记载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 甚至认为“天变”与“政治俯仰”之间最近“天人 之符”……所以《史记》中也记载了不少天象， 如宋襄公七年陨五石（表）、霣星如雨（世家）； 宋景公三十七年荧惑守心；秦始皇十五年彗星 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汉之兴，五星聚 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 日蚀，昼晦；以及其他大量的日食、彗星资料等 等。但在《周本纪》和诸《世家》中，太史公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笔，依据《春 秋》、《诗》、《书》、《礼》、《乐》、《左氏春秋》、《国 语》、《世本》等等，来撰写“两周”历史，却完全 没有采用现存《左氏春秋》、《国语》特有的诸多 天象记载中的任何一条。这是非常值得我们 深思的。①

另一方面，太史公推古天变，极重视天 运……《天官书》记载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 甚至认为“天变”与“政治俯仰”之间最近“天人 之符”……所以《史记》中也记载了不少天象， 如宋襄公七年陨五石（表）、霣星如雨（世家）； 宋景公三十七年荧惑守心；秦始皇十五年彗星 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汉之兴，五星聚 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 日蚀，昼晦；以及其他大量的日食、彗星资料等 等。但在《周本纪》和诸《世家》中，太史公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笔，依据《春 秋》、《诗》、《书》、《礼》、《乐》、《左氏春秋》、《国 语》、《世本》等等，来撰写“两周”历史，却完全 没有采用现存《左氏春秋》、《国语》特有的诸多 天象记载中的任何一条。这是非常值得我们 深思的。①

其实，不用太费力气深思，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了。既然《国语》与《左传》中岁星位置错误的规律 “如出一辙”，令人觉得似乎出于一人之手，而“究天 人之际”的《史记》没有收载其中任何一条，那么只 能是司马迁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些内容，都是西汉末 刘歆所窜乱、羼入，任何他人无此学术资质和背景 条件。值得深思的是《国语》中“昔武王伐殷，岁在 鹑火”，当今仍被当成断代工程考订周朝起始之年 的依据之一，并且引证《利簋》的３２字金文：“珷征 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 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从而构成“二重证 据”。然而关键之处是解读“岁鼎”二字，郭沫若、王 宇信等不少专家将之解释为战前的祭祀兼占测②， 是妥当的，正与克商之后“赐有事利金”符合。也有 人将之解说为“岁星当空”，乃大错特错，将木星称 之“岁星”，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的观念，多数天文史 专家包括具有信古倾向学者如新城新藏，都是这样 的主张③。将《国语》内荒唐的掺假文献捆绑对金 文的谬误解释，用来考订周武王克商之年，真好比 两粒毒药毁了一整锅菜肴。呜呼！此“二重证据” 之贻害，又何其甚也。

若有人举出《尔雅》载有这种星次名称来作反 证，也是无效的回护，原因如下：

第一，《尔雅》成书时代问题，言人人殊，有主张 出于汉代者，如梁启超、周祖谟等，指出其书含有无 法否认的汉代痕迹。但大多学者认为《尔雅》于战 国末年成书，因其中较多采用了《吕氏春秋》的概念 和语句④，即其晚于《国语》、《左传》。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尔雅》是一部辞书，辞书的特点是随时被 添写、改动，这还不会像其他著述那样被视为篡改。 《四库提要》在介绍《尔雅注疏》时说：“大抵小学家 缀缉旧文，递相增益……观《释地》有鹣鹣，《释鸟》 又有鹣鹣，同文复出，知非纂自一手也。”⑤因此以 这样处于不停流变过程的辞书内容，作为文献考订 的时间坐标，是很不妥当的。

第二，辞书的另一特征，是已经普遍流行的概 念和命题，才会载入其中，除非有人能够故意添加， 无所顾及。那么《尔雅·释天》内出现９个星次名 称即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 梁、鹑火，是否也是刘歆羼入呢？十分可能。正是 刘歆《七略》将此书置入六艺部类，附于经典，不能 排除他做了手脚。但细查《尔雅·释天》所述，遗漏 三个星次，语句也显粗率，又不似刘歆所精心炮制。 古代有学者认为《尔雅》一书，“毛公以前，其文犹 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⑥，说明东汉之时此书渐渐 补充，显著地扩大了内容，解说星次的内容很可能 是东汉时期所揽入。

第三，或许会有人质问：假如《国语》、《左传》中 的星次纪事不是刘歆羼入，而是原先即有，后出的 《尔雅》从而采录，不是也合乎逻辑吗？答曰：否！ 《尔雅》所述星次内容，确有抄录传本《左传》的痕 迹，但其中叙述各个星次所包含二十八宿之内的某 些星宿，例如“寿星，角、亢也”，“星纪，斗、牵牛也”， “降娄，奎、娄也”，“柳，鹑火也”①等等，与刘歆《三 统历》契合（参见上文所引刘坦的列表），那是从《国 语》、《左传》中根本得不到的知识。只能是既读取 了窜乱后的《左传》，又直接或间接依据刘歆《三统 历》撰成，才会了解“寿星”、“星纪”、“降娄”究竟对 应取代了原先天学体系中哪一具体的星次名称，才 会得出与刘歆主张相同的十二次之星宿分配。因 此，《尔雅·释天》中的星次内容也是从刘歆《三统 历》学习来的，它无法充当《国语》、《左传》未被刘歆 窜乱的证据。

四、刘歆窜乱经史书籍的背景与动机

上文申述了刘歆窜乱《国语》、《左传》的铁证， 这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结论。从逻辑上推断，刘歆 做了手脚的当不止于此二书，其所作所为还应有深 刻的社会背景和主观动机。康有为以及后来许多 的疑古派学者，大多将刘歆之窜乱经史指斥为谄媚 王莽和助其篡位，这仅仅道出了部分的、而且是不 大重要的那一部分原因，需要重新审视和研讨。

西汉建国以后，逐渐重视学术文化建设，至汉 文帝、景帝时期，今文经学已然兴起，虽然尚未居于 主导地位，但已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 时期，遂发扬壮大，逐步成为显学。董仲舒的学说 在汉代学术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以改造后的 儒学思想结合阴阳五行说，使用比附思维的方法构建出天、地、人及一切事物统合一体的哲理系统。 其学说凝聚于天人感应的政治历史观念，主要主张 是上天具备主宰一切的力量，君主虽然对世间臣民 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其合法性却是上天授与的 “天命”，并且时时受到上天的监督。统治者行为违 背天意，上天会以天象异常或各种灾异来谴告，甚 至转移天命，改朝换代。当然，上天也会以祥瑞来 表彰君主和人间的德政、善行，或以各种异象暗示 人世的前程。这是十分神秘化的天人合一学说，开 启了究天人之际的无限法门。他还参照战国时期 邹衍建立的各代政权演变的“五德终始”说，大加改 造，创立了“三统论”历史观，即朝代的转换按黑统、 白统、赤统而循环，人间政权应当从服色、正朔、礼 制等方面顺从之，这就将历史的循环发展与现实的 政治机制紧密联结起来。董仲舒并未摈弃五行之 说，在他的《春秋繁露》一书中，分别于第５８篇、第 ５９篇论述了“五行相胜”和“五行相生”，但在朝代 替代上，董仲舒以“三统”说覆盖了“五德终始”论， 这两种历史循环论的共同特点，逻辑上都是认可改 朝换代，而且视作符合天运、不可避免。“五德终 始”与“三统”说在西汉学者中是并行的，但不同学 人的认识有不同的偏重。

汉武帝的大肆征战和大兴土木，“多杀士众，竭 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 半”②，不仅使西汉的国势迅速衰落，民怨沸腾更是 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武帝之后，根据天人感应学说 和五德终始论历史观，思想界认为汉德已衰，预言 “易姓革命”的舆论开始涌动，关注和解说天象变 异、五行灾祥，甚至探讨禳解之方，成为显学，大量 儒者兼带了“方士”职能。今人时常赞誉司马迁“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宗旨，实际上在汉代 董仲舒早开其端，整个西汉学界都是如此，而汉武 帝之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渐渐达到走火 入魔的程度。汉昭帝时，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 竟然仅因听闻某些五行变异，就委托官员上奏：“汉 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 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 命。”③结果眭弘与代为上奏者皆遭诛杀，但至汉宣 帝即位，则将眭弘之子招任为郎官，类若平反。待 到汉成帝时因灾异频仍，曾多次征询《易》学家谷 永，谷永大谈亡国之徵，当然也讲了不少荒诞的解 救方法①。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是朝野上下，皆 惶惶然生活在改朝换代的阴影之中。

刘向于汉成帝时校理群书，学问广博，然而也 对于汉室危亡，耿耿于怀，上奏时直言兴亡之事：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②他得知外戚王氏 （即王莽家族）祖坟有“梓柱生枝叶”的“非常之变”， 遂上封事向汉成帝进言，应警惕“国祚移于外亲，降 为皁隶”③。这固然体现了作为皇家宗族的刘向对 汉朝廷有一片忠心，同时也不可否认其笃信五行变 异和天人感应，预感到汉朝灭亡的危机。刘歆与其 父刘向在学术上有同有异，《汉书·五行志》记载了 他们父子的解说灾变之词，据说取自二人分别论述 《洪范》五行的著述，具体看法不尽一致，而相信灾 异预示政治动荡和家国兴衰，则并无区别。士人承 认朝代兴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将之归结于天命， 对朝廷的作为不断地失望。在这种思想、心理和情 绪的氛围内，一旦出现有“德”之人并且具备更新政 治的条件，就容易被视为天命攸归的希望之星。王 莽前期的作为，使之获得诸多的崇重，刘歆改为拥 护王莽，任其国师，是合乎“天运”的选择。康有为 和一些疑古学者，一味批斥刘歆惑乱经史是出于谄 媚王莽，未免过于贬低了刘歆的志趣。

刘歆学问淹通，学界共知，而其思维宏阔，学术 志向高远，超越其父刘向。汉成帝时，刘歆“受诏与 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 技，无所不究”④，这是他增强学问的重要契机。在 此次整理国家图书中，刘向主持撰辑《别录》，即给 每一整理过的书籍撰一提要，介绍该书的来历及内 容。随后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纂《七略》，将所 有图书划分六大“略”，各略细分为３８小类，又撰写了总论图书事业的《辑略》，第一次实施了系统的图 书分类工作。学术界皆认为刘向、刘歆创立了目录 学，但严格而言，实乃刘歆才真正创建了图书目录 学，刘向《别录》缺乏归纳分类的观念，仅是分散无 序的图书介绍，刘歆则完成对图书整体的把握和进 行系统性归类，见识更为深广。刘向、刘歆都撰有 论述《洪范》五行的著述，“发明大《传》，著天人之 应”⑤，即将天人感应、五行变异明晰地解说，对应 人事。故刘歆有治乱兴衰皆由天定的思想，信从 “易姓革命”的理念。父子二人均精于天文星占，但 刘歆形成系统的天文、历法学说，非其父可比。《汉 书》赞刘歆的学术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 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 也。”⑥《三统历谱》，即指《三统历》以及与之配合的 《世经》，这两个文献今载于《汉书·律历志》，但经 过了删节⑦，同时，班固对《世经》补上了王莽之后 到东汉初的内容。

《三统历》试图建立自具特色的“究天人之际” 体系，在历法上虽基本承袭汉武帝时的《太初历》， 但采取从《周易·系辞》推衍出一系列数据，这种附 会和拼凑，在古代却显得更为正统、高深。在结构 上，分类论说“统母”、“纪母”、“岁数”、“五步”（五星 运行）、“统术”、“纪术”、“岁术”等等，显示宏观概括 与细致剖析相结合，层次分明，系统周密。而更改 十二次名称，亦收令人耳目一新之效。《世经》是新 编帝王世系与历史大事年谱，完成了超越《史记》谱 系的系统性新说，远古帝王从伏羲开始，为五德中 之木德，随后为炎帝、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帝喾、 唐尧、虞舜、夏禹、商、周、汉……依次为火德、土德、 金德、水德、木德、火德而循环。还在伏羲之后安排 了共工、帝喾之后安排了帝挚，皆以水德闰位，与周 后的秦国搭配。整合传说，煞费苦心，显得十分周 密。其中尽管不能排除如顾颉刚所揭示《世经》是 为汉朝的火德、且为王莽新朝土德而设计①，但其 成为一个“通古今之变”的体系，则毫无疑问，其帝 王系谱，至今还有颇大影响。《世经》中涉及的春秋 时期历史，引证刘歆自己窜入《国语》、《左传》的语 句，其中包括岁星纪事，藉以表明所论有正当根据， 从而以售其欺，但许多内容与王莽篡位并无关联， 乃是为了完善刘歆自己的大学术、大体系。他极力 推重古文经学，也是试图构建新式大学术的组成部 分。汉代学派颇多，今文、古文仅为大的门类，实际 研讨每一经典，均存门户之见，各尊师承，互相倾 轧。刘歆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否定今文经学，正 如汉哀帝为之辩护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 哉？”②是其提倡古文经学的本身，目的也是“广道 术”，即建构学术大体系。“五德终始”论与“易姓革 命”思想，是刘歆系统学说的组成部分，这种西汉早 已风行的观念，也是推动王莽逐步采取篡汉举措的 舆论工具，因此不能把王莽看成天生的阴谋家，篡 位行为也是该时社会观念所造就。刘歆与王莽的 合作，是“易姓革命”理论与篡权实践相结合，二者 互动，不必简单地归结为刘歆对王莽的谄媚。

现在回到星岁纪年和十二次名称问题。岁星 的运行，是星岁纪年法产生的基础，刘歆发明岁星 超辰的观念，尽管数据不确，无疑是个重要创见，迄 今学界对此多所肯定。这个创见在天文学上具有 进步意义，但用于星岁纪年，却大为不便。岁星超 辰，虚拟的太岁怎么办？假如太岁仍然以整齐的每 １２年一周天运行，那么因为岁星超辰，就与太岁失 去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纪年折算也相当困难和紊 乱，因此，刘歆规定了虚拟的太岁同样超辰，以保持 岁星与太岁的固定对应。可是新的麻烦随即产生， 待到岁星、太岁超辰之年，干支或者越过一辰，或者 一年两个干支，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所还原 列出的《三统历》年表，就是采取一年两个干支的方 法，但这样的纪年方法如果实行，是社会公众难于 接受的。好在王莽新朝迅速灭亡，刘歆的星岁纪年 法很快废弃，没有遇到超辰之岁。然而岁星超辰毕 竟是客观的天象，它使星岁纪年法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倒逼纪年方法在东汉时甩掉了岁星、太岁，仅 用六十甲子的干支纪年，简洁方便，这可以说是刘 歆的超辰理念导致了纪年方法的进步。

按说刘歆《世经》作为贯通古今的历史年谱，在 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应当大加突出的岁星超辰理 念，但今存《世经》之文，明确道出超辰者，只有对鲁 昭公三十二年“越得岁”的解释：“岁在星纪，距辛亥 百四十五岁，盈一次矣。故《传》曰‘越得岁’……” ③， 这是在杜预之前已肯定了“越得岁”是“岁在星纪”。 而仅仅这一条论述，表明刘歆在《世经》中对贯彻超 辰理念不很积极，至于窜入《左传》、《国语》的相关 内容，就有更大的犹豫和纠结。第一，对岁星超辰 观念在天文学上的价值，刘歆自然明白，因而未必 舍得放弃发明权，即不愿将之赠送给古人；第二，超 辰之说为刘歆所创，时人必多知晓，若公然塞入《左 传》，岂不当即暴露了掺假，反弄巧成拙？所以仅在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羼入“岁在星纪，而淫于玄 枵”，即岁星本应位在星纪，却侵淫进入玄枵，即“岁 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暗示岁星可以超辰。而 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仅写“越得岁”，并不明言 岁星所在位次，故意留下一层模糊的迷雾。近现代 不同观点的学者，在《左传》是否具有超辰观念和如 何解释“越得岁”问题上争辩，只是使学术讨论陷入 泥淖而已。

刘歆在岁星纪事上窜乱《国语》、《左传》，主要 目的是树立其更改十二星次名称的依据，这个更改 对于建立新的天文、历法体系，起到刷新门面的作 用。《三统历》的《岁术》一章，专讲十二次的新名 目，条列星纪、玄枵至大火、析木等各星次包含的的 星宿度数，在全篇内十分显著，占据抢眼地位，效果 是改换了先秦石氏“星经”的门庭，而吸纳其内容。 《三统历》对超辰之说的叙述，却相当低调，与《世经》的作法大体一致。

刘歆所定新的十二次名称，难以一一考释其具 体的用意，但总括而言，其中有星名，如寿星、大火、 实沈；也有传说的人名和部族之名，如娵訾（豕韦）、 玄枵、析木；更出现了地名，即大梁；另外，鹑首、鹑火、鹑尾合起来，是象征“南方朱雀”那一片天区①。 这些命名，体现天、地、人的三统合一理念。其中 “大梁”曾是战国魏国的都城名称，而《汉书》记述 说：“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 梁，都于丰。……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刘，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 皇父”②。据此，大梁可谓汉高祖刘邦之祖父的居 地，当然也是刘向、刘歆的祖先之地。如果新定十 二星次的名称中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地名，那么选 择“大梁”，乃是隐含对刘氏宗族渊源的拳拳情结。 值得注意的还有“星纪”，其含义指星宿的总纪，“言 其统计万物、十二月之位，万物之所终始，故曰星 纪”③，这是总括性的名称，涵盖十二星次学说的整 体，《三统历》正是将星纪列于首位。请看：以十一 个星次分别象征天、地、人，又作一个总括性的“星 纪”，这与《七略》中特立一个总论的《辑略》，在思维 理路上完全一致。由此可知，这一套十二星次的新 名称，只能出于刘歆手笔，他人是想不到、做不出而且决无此等抉择的。

刘歆立意要构建一个弥伦宇宙，包吞千古的大 学术体系，学问深广而志意高远，但学品败坏，并且 一边研讨学术，一边热衷于政治投机，这些欲望促 成他步入邪途。其才力再强，也终难实现其如意算 盘，随着政治局势的骤变，无可奈何地遭受了覆灭 的下场，身败名裂。刘歆对于经史文献，并无敬谨 崇重之心，利益驱动，欲达目的，不择手段。其学术 上作伪、掺假的行为，自唐宋以来屡被揭发，疑案重 重，争议不绝。于今所揭示之星岁纪年及十二星次 名目问题，可以作为刘歆窜乱《国语》、《左传》的一 项铁定不移的确证，壁垒已然突破，有待于继续考 论以扩大成果。刘歆的行为，至今仍须引为学术史 上的鉴戒。治学的精髓在于求真、求是，不能为了 某种“体系”的构建，就悍然步入作伪的歧途，因为 任何制假行为，总会露出马脚。学理昭昭，天下共 识，可不敬哉！可不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