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之西约30公里的距离，有一王庆坨镇，现今工厂密集，交通发达，京沪高速公路、津保高速公路与津同公路在此处交汇。而在20世纪前期，王庆坨仅仅是个村镇，住户基本皆为农民。 就在这相当偏僻的乡间，出现了一位极其特殊的 民间学者刘坦(1910—1960) ，他终生矢志不移地 研讨艰深的中国历史年代学，并且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1950年代被郭沫若等学术大家赏识和关注，但逝世后渐至埋没，其学遂成绝唱。在中国学 术史、史学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当下，有必要对这位历史年代学家及其创树予以梳理和研讨，以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星空灿烂多辉之全貌。

一、刘坦的生平事迹

刘坦，原名允恭，号田骄，中年方改名坦，1910 年出生于武清县王庆坨镇。幼年家境贫寒，直至 9 岁方入私塾旧学。私塾教师王猩酋( 1876— 1948) 乃当时文化名士，其人私办书塾，教习本乡 学子，不出王庆坨乡里而享誉京津学界乃至全国， 性格洒脱，品格刚正，诗文豪爽，书画凝重，且有多 种学术论著面世，所撰《雨花石子记》全面考察雨 花石的质地、形色、纹路、鉴赏、交易、收藏，报纸上 连载后于1943 年出版，驰名全国①，2006 年又得 以再版。刘坦初始开蒙问学，即遇如此良师，真乃 幸运，而王猩酋先生亦赏识刘坦聪慧好学，根据其 性情、资质，从识字起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四 书》、《左传》、《国语》等典籍，间读子部各书以及 《昭明文选》等等。

随从王猩酋学习七年之后，刘坦因迫于生计 而辍学，1927 年，曾执教于天津武清王庆坨镇小 范口小学，“然于学问之道，未敢或忘” ②，坚持自 修文史，茫昧之中苦苦探索。至 1930 年间，撰成 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这是刘坦初入历 史考据之途的处女作，而于刘坦在世时即已佚失。 后来刘坦自己总结说 : “虽于上考辑得十万余言， 然去成功绝远，但因感觉一切典籍关于史实检讨 之繁费多难，实启是后致力‘别录’工作之门 径。” ③由此可知，虽然撰成之文不很理想，但这次 尝试使刘坦在治学生涯上获得不少进展。第一， 研究“诸子传略”，必然已经细读司马迁《史记》， 此乃不言而喻。精心研究《史记》，后来成为刘坦 一生治学的枢纽。第二，开始系统性思考治学门 径的问题，悟出针对古代史籍做“别录”的方法， 不仅可以打下牢固的学术根基，而且大开历史考 证中提供检索和利用资料的方便之门。因此，刘 坦不惜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占用很多时间，做各种 古代典籍的“别录”。

刘坦的所谓“别录”，是突破和甩开原古籍的 编纂系统和体例，另行分门别类地辑录其中的史 事记载，例如《国语》一书，原本是按照春秋时代 的周、晋、鲁、齐、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别，分别记 载当时人物的言论和事迹，而刘坦《国语别录》， 则设立人物或八国之外的国别与地区，抄录《国 语》中的相关内容。如“周弃史略”条抄写了《国 语》中《周语》、《鲁语》、《晋语》、《郑语》所载关于 弃( 即周先祖后稷) 的记述 ; “莒史略”条抄录了 《鲁语》、《齐语》、《郑语》所载关于莒国和莒人的 记述。其余皆类此例。可以想见，这是一项强制 研习、梳理和归纳历史资料的工作，耗时费力，但 起到夯实史学基础的作用，编辑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在当年缺乏史料检索 工具的条件下，这类“别录”对此后的治学具有重 大的辅助作用。

刘坦做了多种古籍的史料“别录”，尤其是 《史记别录》，部帙宏富，类目广博，所投入的精力 最多。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记载的时间跨度自传说的黄帝时期 直至西汉武帝，空间广度自西汉统治的中心地区 延伸到东部朝鲜、南方闽粤、越南、漠北匈奴、西北 西域以及西南云、贵、川藏、印度等地④，包括了当 时所知的整个世界。其书历史文化蕴涵广袤，思 想内容博大渊深，文笔生动，气势豪迈。刘坦被 《史记》深深吸引，他所瞩目之处不是欣赏司马迁 的文章华美，也不是乐知古人轶事，而是发现《史 记》之学大有可为，其中存在诸多应当追索考订 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史记》中存在大量年代记载 的歧异和抵牾，促进刘坦将历史年代学作为学术 探讨的主攻方向。当然，这也必须结合研讨那些 与《史记》纪事相关的其他经史典籍。从刘坦最 初撰写《周秦诸子传略考》到最后出版的《中国古 代之星岁纪年》，无一不与研习《史记》密切相关。 据刘坦本人的《四十自纪》，他正式编辑《史记别 录》是起于 1932 年，到 1946 年仍在做补充修订， 这一阶段也撰成多种功力深厚的学术论著。因 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编辑《史记别录》的进 程，乃是推动刘坦最终成为卓越历史年代学家的 主要动因。

1935 年，刘坦《孔诞考正》发表于是年 9 月出 版的《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7 号。《东方杂志》 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名刊，创始于清季的 1904 年，直至 1948 年才停刊，作为乡间学人在此 刊物上发文，无疑加强了刘坦继续矢志治学的信 心。此后研讨益深，笔耕不断，接着，《史记纪年 考》一书于1937 年 5 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志着作者在历史年代学研究上已经渐入佳境， 能够自立于学术之林，而此年刘坦仅27周岁。但遇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进攻和侵占中国，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刘坦的学术成就未能获得时人的充分关注。

无论是贫病交加还是世势变迁，都丝毫不能 改变刘坦的治学意志，他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终 生未婚，一生除了很短时期担任教师或其他办事 人员外，绝大多数年华都是做无报酬的学术研究。 身为农民却并不种田，土屋之内，整日闭门谢客， 埋头于古代人物、史事及其年代的疏通考核。吃 穿简陋，长期以玉米窝头和咸菜充饥。其妹刘慧 甡女士虽不通史学却尽力协助兄长的治学与研 究，料理家务并且打理收发书信、预备纸墨等一应 琐事，也终身未婚。刘坦之弟并不识字，为传统型 农民，有妻室子女，也对兄长的学问由衷敬服，心 甘情愿地种田劳动，供养刘坦兄妹的衣食。这是 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所有成员为了一种学术而 默默地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刘坦研究的课题与眼 前的生活事务毫无关系，也无法与社会的风云动 荡直接关联，兢兢业业、孜孜探讨，全凭治学兴趣， 皆因痴迷于那遥远的历史文化内容，从未想过名 与利的谋求，唯此而能够做到直书真见，丝毫没有 讨好任何个人或学派的心思，也不顾及任何避讳， 真正是独立的学者。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刘 坦按照自己的治学理路，陆续撰写了《史记世族 谱》书稿与《三五通考》、《世经纪年考》、《竹书纪 年表》等多篇考据论文，均为与现实无多关联的 研讨。不仅如此，他由历史年代学的研习而步入 了中国古代星岁纪年问题的探索，这个专题在传 统学术中即十分冷僻，但对刘坦个人的治学而言， 乃是打开了一个别致的境界。

1954 年，刘坦的长文《论星岁纪年》，受到中 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1955 年8 月科学出版社将之刊印大开本单行本公开出 版。另一论文《＜ 吕览 ＞“涒滩”与 ＜ 服赋 ＞“单 阏”、＜淮南 ＞“丙子”之通考》，发表于《历史研 究》1956 年第4 期。而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 学技术史》七卷本的首卷，正是在 1954 年于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这在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新中 国的科学院，一方面积极联络和支持李约瑟的工 作，一方面加快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学 术部署，1954 年8 月就组织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侯外庐为副主 任，分为几个学科而各聘委员，如天文学史研究委 员由竺可桢担任，物理学史为叶企孙、丁西林，水 利工程学史为张含英，建筑学史为梁思成、刘敦桢 等等①，调动全国力量投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 准备工作，1956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在北京西苑 大旅社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 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

笔者经查阅此次科学史讨论会的会议档 案②，知会议分为四组，即:1． 农学及生物学史组; 2． 医学史组;3． 数学及天文学史组;4． 其余各学科 史组。刘坦参加第三组，学科属于天文学史，因为 星岁纪年虽可归属于历法，但历法与日月、星宿密 切相关，星岁纪年在研究中，是要涉及木星运行周 期等天文学问题。与会名单上列有代表85 人， ③ 来自天津者唯刘坦一人，全国来自民间无公务职 业者，仍是唯刘坦一人，其他会议代表姓名后都注 明任职单位如大学、各种研究所、政府、文化部门 等，唯刘坦姓名之后写的是居住地址:天津西王庆 坨建设街盐店胡同。会议收到论文共54 篇，具体 题目不详，经审阅挑选仅在会议上宣读23 篇④， 这第一是为了严格把守学术质量，第二是便于进 行充分、集中的学术讨论。其中刘坦没有提交论 文，应是仓促与会，未遑准备。

这次学术会议结束，刘坦回到故乡，专心撰写 和修订关于星岁纪年的论著。1957 年12 月，科学 出版社仍以大开本出版发行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 纪年》一书， 约27 万字，这是其一系列论著中的最 佳精品，可谓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园地的一朵奇葩。仅凭此一书，作者即可挺立于史学界第一流学者之林。此后，刘坦受到户籍所在地武清县政府的 高度重视，1958 年2 月，刘坦被选为王庆坨乡第三届人民代表，1959 年被聘为政协武清县第二届委员。然而刘坦依然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出书、发文的稿费数额可观，但都购买了学术书籍，不大用于改善衣食水平。至1960 年旧病爆发，且营养不良，于当年秋季逝世，享年仅50 周岁。政府有关部 门实际上对刘坦颇为照顾，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给以特供食品购买券，病重期间，特派有名医生专职 守护，予以调理和医治，然终因身体过于虚弱，难以 挽救。刘坦逝世后，人们发现他将食品特供券悉数 压于床枕之下，多已过期作废，盖刘坦不愿意享受 有别于平民的待遇。而枕边放置的，乃是尚在修订 的《三五通考》，其情景令人咨嗟

在刘坦逝世后，其事迹广为传扬，特别是在家 乡武清县( 今天津市武清区) 的行政机构、文化单 位、医院、学校，人们对本地出现这样一位大学者惊 奇、感奋，又因其过早去世而惋叹。传闻多来自各 个知情人，而故事流传日积月久，则不免稍有夸张 或失真，近年来已有若干采写、报导见诸报纸、书刊 及电子网络，应当择要予以甄别和考析，真实者传 扬之，讹误者消除之，处疑信之间者且待进一步考订。

其一，传闻1937 年12 月刘坦《史记纪年考》 出版之后，陈垣先生来信祝贺。 ① 经查《陈垣来往 书信集》 ( 增订本) ，毫无关乎刘坦的信息，也没有 陈垣曾经提到《史记纪年考》的任何资料，而刘坦 自己保存的信件已经不知下落，无法证实。况当 时正日寇侵占北京，国民政府西迁时节，陈垣是否 见到刘坦之书，尚为疑问，如不能发现新的确切资 料，则不应信从。

其二，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1957 年出 版后，传闻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得知后，来函表示折 服，并约其会面。 ② 这很不属实，实际日本史学家 新城新藏早于 1938 年 8 月逝世。或许有其他日 本学者来函，也未可知，只可惜刘坦所存信件已经 散佚，此间无法查验。

其三，传闻1956 年7 月刘坦参加全国第一次 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 见。 ③ 此事亦不属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此次 大会均有集中报导④，《科学通报》 ( 1956 年第 8 期 ) 、《历史研究》 ( 1956 年第 8 期) 等期刊也发表 了此次会议的综述，皆无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的 消息。特别是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中，记 述了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的筹备、 召开、会间与闭幕。已经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以“求全”、“求真”为准则，不做任何删改，而竺可桢 对于国家各级领导人参与科学活动和关心科学事 业，是一定会记入日记的，这样的内容极多，巨细 不遗。查《竺可桢日记》自1956 年7 月2 日至12 日，均多次记述本次会议的准备和进行情况，对 7 月9 日开幕与7 月12 日闭幕记述尤其详细，却未有周恩来到会的消息。 ⑤这足以说明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的传闻，并无根据。

其四，在关乎刘坦的事迹中，涉及到郭沫若的 传言最为具体，据说刘坦在《历史研究》发论文、 在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 以及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都是得自郭 沫若的奖助和提携。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讨 论会期间，郭沫若曾对刘坦说 : “世界上研究星岁 纪年的人屈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 刘坦留在北京搞研究，他婉言谢绝了。以上说法 虽然迄今尚未查到直接的确证，但传言所来有自， 可以通过分析予以认定。理由有两点:

1． 这个说法源于与刘坦密切接触的人和刘坦 的亲人，刘坦逝世后几年内在本乡以及武清县政 府、文化和医疗界流传，传言者不同但描述一致。 1960 至1961 年间，笔者之叔叔乃武清杨村镇医 院医生，院长时美辰，即被派往王庆坨医治刘坦病 患的名医。时医生陪伴刘坦多日，医疗间二老谈 话投契，得知刘坦许多事迹和缘由。刘坦去世后， 时医生返回杨村镇医院，常将刘坦之奇人其事向 同仁叙述，笔者当时就从叔叔那里得闻此事，确有 郭沫若对刘坦提携、奖助，以及挽留在北京任科学 研究职务，1960 年不买特供食品、临终仍在修订 文稿等事由、情节。

2．《郭沫若全集》虽已编辑出版，但收载的多 为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其书信曾选择性地另 行出版极少部分，而未见有日记公布。但《竺可桢日记》之中，则记述了刘坦的《论星岁纪年》 (未刊稿) 一文。1954 年 9 月 7 日，竺可桢在日记上 首先写上“岁星纪年”，以表示重视。本日之日 记，记述了阅读刘坦之文而获得的知识，排列了基 本名称和概念，还列出了浦江清的观点，但立即就根据刘坦的说法否定了。次日即 9 月 8 日，继续 记述了阅读刘坦之文的理解与感触，文字较前为 多，仍列出浦江清观点而否定之。那么，竺可桢读 刘坦之文何以牵涉浦江清呢? 浦江清是北京大学 教授，在《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发表《屈原生 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运用他对于古代星岁纪年 的理解，反驳郭沫若以及古今许多学者的考订，自 行推算了屈原的生年月日。而刘坦撰《论星岁纪 年》，是申明这种星岁纪年方法的真谛，顺便指出 浦江清方法和见解的完全错误。竺可桢是将两篇 文章对照阅读的，显然是倾向于支持刘坦。这件 事不可能不引起郭沫若的关注，也许正是郭沫若 指示将刘坦之文交给竺可桢评判，因为一则此项 辩论牵涉到自己而不好表态，二则竺可桢在天文 学史上比郭沫若更加精通。刘文并未支持郭沫若 的观点，并且按照刘坦的论述，郭沫若《屈原研 究》 ①中的推算也是不成立的，但刘文既然完全否 定了浦江清的立论根基，自然也就起到给郭沫若 解围的作用。因此，郭沫若必然会细读刘坦之文， 从而感受到其中的学术精深，不能不予以提携， 《论星岁纪年》和《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得以接 连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应是得到郭沫若的安排。 ② 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大会闭幕后的宴会上， 郭沫若一定会主动与刘坦谈话，劝他留在北京做 研究工作，此乃顺理成章，因为当时急需发展自然 科学史研究，科学院曾多处挖掘人才，准备 1957 年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会议的总结文件特别 提出“要求科学院应把全国的科学史研究力量进 一步组织起来” ③，当时，在李约瑟著述的刺激下， 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学科，乃是中国科学院的急 切任务，发现和组织专业人才则为急中之急，连英 国学者李约瑟的助手王铃博士，都几次被邀请回 国工作。 ④ 可惜刘坦过于淡泊，没有抓住这次有 利于研究、有利于培养后继人才的发展机遇。

二、刘坦的主要论著

刘坦终生独立致力于研治史学，毫无旁骛，因此撰成之稿数量甚多，但多数未得刊行，更有不少 手稿今已佚失。据刘坦《四十自纪》以及笔者对 其著述的访查，谨将迄今可知的刘坦著述兹分三 个类别予以简介，注明存佚，且择要评析其成就， 以备学界进一步查考与研讨

( 一 ) “别录”及索引类自编工具书类

刘坦自1930 年撰写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 略考》，体会出编辑“别录”这类工具性书籍以作 治学门径的方法。这种编辑工作一直延续下来。 最早所作的是《左传》、《战国策》、《国语》、《史 记》、《春秋》之“别录”，随后扩展到《韩非子》、 《淮南子》、《逸周书》、《楚辞》、《大戴礼》、《墨 子》、《礼记》、《孟子》、《尚书》、《春秋谷梁传》等 等，其中《史记别录》工程浩大，最后成稿达 12 卷，另附各卷的未定稿以及续补、补遗等若干册， 是刘坦学术历程中的重要撰述。刘坦还特别注意 到《汉书·古今人表》，为了认知其中诸多历史人 物，遂编辑《前汉书古今人表检字》并且附有《古 今人表世谱》和若干考证及校勘条目。此书是分 别按部首和笔画，将《汉书·古今人表》列入的人 物编成文字索引的工具书，这与“别录”之作异曲 同工，《古今人表世谱》则是将那些人物按照血缘 世系绘为图表，并加详细解说，另有考证和校勘。 这项工作，颇费一番参照其他史籍进行考校的功 夫，其书已经近于专门著述了。虽然有些人物乃 源自传说或神话，未必真实存在，但此书稿仍然是 读通古籍并进行研讨的得力工具。

以上所述，名目载于《四十自纪》1950 年之 前，从1951 年起其此类工具书的编辑，改为只注 明见于某书页数的方式，有时摘略一些提示，而不 再抄录原文，称为“纂目”、“史纂”或“引目”，乃 纯为自己查阅之用，无撰述用意，也许是准备此后 正式编辑“别录”的先期准备，其涉及古籍范围广 博，如《荀子》、《孙子兵法》、《诗经》、《山海经》、 《管子》、《汉书》、《后汉书》、《春秋公羊传》、《春 秋繁露》等自不待言，连《鬼谷子》、《尸子》、《关 尹子》之类亦一览全收，掌握史料欲竭泽而渔之江清的观点，但立即就心，由此可见一斑。传统学术中，史学原与经学密 切联系，刘坦1952 年撰有《前汉书经学史料》、《后 汉书经学史料》，将这两部史籍中凡涉及经学内容 者，按六经经传、 《论语》、《石经》、《尔雅》、《周礼》、 图谶等分类抄录，虽则用意同于“别录”，但专题明 晰，部帙丰硕，已经近乎于两汉经学史撰述。上述 之书，多数尚藏于天津武清图书馆，少数佚失。同 藏于武清图书馆的还有《左传横纪》附《左传别 纂》、《战国策横纪》，名目未见于截止于1954 年的 《四十自纪》，当为1955 年之后将多年前所撰《左传 别录》、《战国策别录》修订补充，而重新定名。总 之，刘坦自编古籍工具书的工作，是其不断更新和 时时扩展的治学项目，显现出在古代史料典籍中纵 横贯穿、往复䌷绎的不懈努力，无怪乎其论著基础 扎实、理据充沛，史料拈来，多遂心应手。

( 二) 专题考录类

刘坦在编辑“别录”之类的工具书时，会想到 进一步整理、汇集与考校资料，从而形成专题纂辑 和考录性的撰述，如《蒲满互出辑例》、《史记世族 谱》、《竹书纪年表》、《正史纪年表》、《文献通考纪 年表》等等，在治学上属于由资料向著述迈进一步。 《蒲满互出辑例》写于1948年，已佚，似为发现古籍 中多有“蒲”字与“满”字混淆的现象，因而汇集并 且予以辨析。《竹书纪年表》、《正史纪年表》、《文 献通考纪年表》都已佚失，但顾名思义，皆为据史籍 而编撰的年表，均撰于1950年，是刘坦注重历史年 代学的又一表征。《史记世族谱》始撰于1947 年， 至1949 年基本定稿，刘坦自言其内容曰:

中国古代世族，传记间有异同。本编旨在䌷绎《史记》有关世族之文，使成一家单纪 世族之史料，俾供具体整理之检讨。全编十余万言，共分三卷，第一、二卷除将起自五帝 之前迄至秦汉所有族属蝉嫣绵衍，详予捃摭， 并各按其宗支，著为谱表。第三卷纂辑与前 两卷复见间出及后人续补有关系属之语，汇 为备考。编后更联缀一切相关世谱，列成总 表两幅，以纵观览。

这段自述，已能够将《史记世族谱》的内容、 学术价值和编纂功力显现于中，可惜的是本书亦不知下落，深望学界共同搜寻。刘坦之上述撰述， 均遭佚失，且皆在其逝世之后，此非仅仅一人学术 生涯之惨痛，乃整个学界之遗憾。

( 三) 学术论文与著述

刘坦撰写的学术论文和史学著述数量颇多， 但得以公开发表和出版者数量较少，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刘坦已经刊发的论著，虽精湛卓荦却没有 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甚至于该项专业范围内的学 者，也大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而导致谬误观 点流行的负面结果;一些很具学术价值的论著，现 今仍存，但仍未得刊布，这无疑是一种学术事业上 的缺憾。

如前所述，刘坦早年撰写十余万字的《周秦 诸子传略考》，因自己不大认可，是唯一其在世时 就已佚失的著述。此后于 1935 年发表《孔诞考 正》，为第一篇刊行之文，大旨在于指出民国官方 所定农历八月廿七日为孔子生日并不正确，应当 定为“国历” ( 即今农历) 的十月二十一日。十年 后，又曾撰写《孔诞再考》、《孔诞再考补》 ( 皆未 刊，已佚) ，观点未变。刘坦首次从学术研究上否 定官方确立的孔子生日，开启此项探讨之先河，颇 具学术眼光。关于孔子生年月日的问题，至今学 术界尚未得出一致见解，这牵扯到春秋时期各诸 侯国古历法异同等复杂的问题，但对于刘坦之说， 不能忽视和轻易否定。在考订孔子生年月日的研 讨后，刘坦还撰有《老子道德经作于周国考》、《汉 李广利伐大宛之另一种观察》、《太史公先黄老而 后六经辨》、《＜读书杂志 ＞ 谓秦始都咸阳在孝公 十二年考》、《汉高祖生年稽疑》等论文，未得刊 行，今均佚失，不知下落。但 1955 年 7 月撰成的 《论殷历纪年》一文，则今存清稿，字迹工整、清 晰，封面有“寄自天津西王庆坨建设街盐店胡同” 和签名、盖章。此稿未刊，已存留60 年，但依然具 有应当发表供学界研习参酌的价值。最为可惜的 应是《三五通考》这一论著的佚失，篇幅达 6 万字 左右，即可作为专著出书，也可作为连载的论文， 其学术思想水平乃以个人独立研讨的方式达到时 代潮流的前沿，我们后文还将评述。

刘坦《史记纪年考》一书的撰著，直接得益 《史记别录》编辑，他自己认为《史记纪年考》的撰 成，“为《史记别录》第一次在应用上试验之成就，盖当时对于须要解决之疑问，一以‘别录’为依 据，尽可左右逢源也” ①。关于此书的出版，刘坦 在《四十自纪》中自称 :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由上 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值八一三事变，毁于炮 火，翌年更由该馆在长沙再版。”这里的记忆有 误，查今存《史记纪年考》原书，版权页清晰写明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初版”，出版地也是上海 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在日寇八一三进攻上海、轰炸 商务印书馆之前，此书已经印行，并未毁于战火。 该书为石印本，即按照手稿字迹印刷，今刘坦原手 稿残件，仍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封面竖排 题签为“史记纪年考补正稿 刘坦 寄自天津西王 庆坨盐店胡同”，据说是原商务印书馆人员在 1950 年代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可见此书及原稿 均十分幸运，在抗战之际都被抢救留存。

《史记纪年考》的成功，使刘坦尝到了不辞辛 苦编辑“别录”之书的甜头，充满牛刀初试的自豪 之情。《史记别录》等自编“别录”之书中的资料 梳理与学术启示，简直取之不尽，刘坦又以6 年左 右时间撰写《史记系年考》一书，并且于1946 年8 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拟于翌年 完稿刊行，但因大病一场，“頻年陷于半死状态， 稽延数年之久，始告成功”，出版界已然世异人 非，遂使该书稿迄今仍未刊行。《史记系年考》虽 远不及《史记纪年考》顺利，但毕竟留存至今，虽 非精心誊录的清稿，但字迹清晰，勾画、修改之处 较少，完全可以经整理后出版。

1954 年刘坦撰成《论星岁纪年》与《＜吕览 ＞ “涒滩”与 ＜ 服赋 ＞“单阏”、＜ 淮南 ＞“丙子”之 通考》两篇论文，标志着他的学术事业更上一层 楼，二文皆为星岁纪年研究的精品佳作。实际上， 刘坦探索星岁纪年问题至迟从1950 年即已步入 门庭，是年所撰《世经纪年考》，乃梳理和研究西 汉刘歆《世经》的纪年方法，则必须探明自战国时 期到王莽改制间星岁纪年形式和方法的演变，才 能透视刘歆纪年体系的真相。《世经纪年考》未 单独刊行，今也未见其稿本，但全部内容皆已融入 1957 年12 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 书，刘坦在本书《前识》中说:

一九五○年坦为研整古代纪年，草作 “世经纪年考”，至一九五二年重作修订( 未 刊) ;一九五四年作“论星岁纪年”，1955 年秋 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作专刊出 版;又在作“论星岁纪年”之后，继作“吕览涒 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一九五六 年刊载于“历史研究”第四期。是编之作，盖 纠合以上三稿并以一、二年来所集资料及修 正意见以总成之者。疏舛讹误，深知犹自难 免，将来在获得各方是正后，谨当更作校补。

刘坦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②

说明此书融汇以前论文、论著并且予以补充 修订，是刘坦研究古代星岁纪年的的总结性、集成 性成果，学术价值更高于此前之作，概念、用语、引 证、结论，更为严谨准确，他个人的学术水平也由 此达于巅峰。在《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出版之 后，刘坦的治学并未止步，除精心修订其所撰成如 《三五通考》等之外，又编著《星岁纪年之研究》， 1958 年4 月完稿，约 18 万字左右，内容专述中国 星岁纪年方法真谛，用以辩驳日本学者新城新藏 《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全书分为九章，除首 章《总序》与末章《总结》外，每章均条述中国历法 原理并且指出新城新藏的舛误，认为新城氏之书 在星岁纪年问题上，“尤在其附会多于考证，想象 浮于事实”。刘坦的这一著述，值得整理出版，以 利于学术界继续探讨。

三、刘坦之历史年代学的卓越成就

刘坦在历史考据上孜孜以求，对大量史籍贯 穿䌷绎、精核细校的功力，不亚于乾嘉以来任何一 位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家，而其思想并不保守，见解 能够独立地达到学术前沿水平，这尤其表现在 《三五通考》的撰写和论断。《三五通考》始撰于 1948 年，翌年基本成稿，刘坦自我评介说:

全编约六万余言。“三五”系指三皇五 帝及三王五伯而言。内容在将被称为三皇之 天皇、地皇、人皇、盘古、有巢、燧人、伏羲、祝融、女娲、神农、黄帝十一氏，被称为五帝之伏 羲、神农、黄帝、帝鸿、少暤、颛顼、帝喾、唐尧、 虞舜九帝，及被称为三王之夏禹、商汤、周文 王、武王四王，被称为五伯之昆吾、大彭、豕 韦、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夫 差、越句践十一伯，做溯本穷源之考覈，以是 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

这里指出在古籍中有十一位神人被列入“三 皇”，有九位被列入“五帝”，所谓三王、五伯亦如 此类，可见其十分混乱。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以 “三”和“五”的数字表述呢? 这就是极其值得探 讨的问题。此文已佚，因而难以猜测刘坦如何议 论，但上述引文中“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 讹误”，足可知其具备不盲目信古的思想倾向。 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对这类问题早就作出系统论 辩的情况下，不能说刘坦的考论具备多大的思想 价值，但他独立性的研讨，必有新的特色，倘若该 文存留，定有助于评析刘坦个人独自治史，而颇具 前沿性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清人崔述撰《考信 录》，也是独自治学得出的结论，他与当时的考据 大家钱大昕等几乎毫无联系，这说明孤独治学而 没有派系的纠缠和牵掣，尽管信息可能闭塞，但只 要怀抱求真、务实的准则，决不阿世媚时，也完全 能够产生很先进的独得之见。

刘坦治学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于对中国古 代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历史年代学本身就是复 杂、精微和技术性很强的学问，更需要掌握一些相 当艰涩的专业知识，能够在这门学科取得丰硕成 果，极为困难。刘坦的相关著述，读懂已属不易， 倘若细致清理，更极费功力，这里仅扼要做些总 结，希望可以起到点睛之效。

第一，缜密考校，纵横贯穿，业绩雄冠一世。 这主要体现于《史记纪年考》、《史记系年考》两 书，是研究《史记》纪年问题最为透彻的著述。 《史记纪年考》主旨在于考订《史记》一书本纪、世家以及年表中，对于各个朝代和诸侯国世系、纪年 记载的自相矛盾，从中梳理参差出入的原因而予 以调整，并且为之列出新的纪年表。这项工作需 要把散见于《史记》各处的相关纪年资料汇集考校，如理乱丝，烦难程度，可想而知。这里且举出 简单和人们较熟悉的事例以见一斑:

( 《史记》 ) 《十二诸侯年表》载共和元 年，为晋靖侯十八年，而《晋世家》载 : “靖侯 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 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 卒，子釐侯司徒立。”是《世家》谓共和元年， 在靖侯十七年，而靖侯之卒，在共和二年。按 《晋世家》载 :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年表》周宣王元年，亦在晋釐侯十四年。假 使共和元年，为靖侯十七年，而靖侯卒在共和 二年，则周宣王初立，应在釐侯十三年，而不 得载云十四年，因周历年，自共和三年至宣王 元年，凡十三年也。故《世家》纪靖侯十七年 为共和元年，实未足信。复据《齐太公世家》 载 :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 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是共和元年，实 在厉王奔彘之翌年……②

这是把《史记》中围绕共和元年与晋纪年关 系的资料，全部调动运用，决不局限一国一地或一 种年表上的记载，考订翔实，结论准确。通晓历史 考据者尽可以做出一项或几项这类考订，但若将 史记所有各国君主的纪年统统考核订正，迄今只 刘坦一人作出了这种尝试。

《史记系年考》的工作更加烦难，因为《史记 纪年考》只在于考订各朝各国君主的纪年，而《史 记系年考》是要考订《史记》中所有重要人物、事 件的系年，因此撰写过程多历年所，甚至中间大病 一场，迄今书稿未得刊行。刘坦自言其书旨意曰:

全书四卷，约二十万言。内容在将司马 迁《史记》中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所有关 于史事之系年，悉依历史系统及范围，作有具 体计划之考订……总计《史记》本身系年之 纷歧，经兹整理，大抵尽已获得通解，而靡有 孑遗……并足资年代学者之参考。

这部著述在研究《史记》之年代记载上的功 力和收获，与上一书结合起来，是学界迄今独一无 二的成果。年代考订涉及之广、梳理之细密，堪可 称最，业绩雄冠一世。需要说明的是:刘坦这两种 著述，仅仅是考订《史记》的纪年，而不是考证中 国古代真实的纪年。但上古历史纪年的研究与 《史记》内纪年问题的研究，关系密切，后者是前 者不能逾越的工作范围，不对《史记》纪年进行梳 理，考察上古历史纪年就会举步维艰。从这个意 义上看，刘坦的工作实为中国上古年代学的探讨 奠定了一方柱石，不应漠视。

第二，独家挺进，绝学特立，破解千古迷茫。 这主要体现于刘坦在星岁纪年方面的研究，特别 是《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的精到论述。笔 者初步阅读此书，体会到作者不仅系统清理了中 国古代星岁纪年发展演变，指出其文化实质和历 史影响，而且作出许多具体的论断，解析、考释、裁 定了自古及今大量的讹误和混乱，至少取得以下 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可以将千古迷茫一举廓清。

1． 依据可靠史料指明西汉时《淮南子·天文 训》、《史记·天官书》等，乃采用了战国时期石氏 星法，而战国后期甘氏星法上保存于唐代《开元 占经》的引录中，而石氏、甘氏二人的星法大体相 同。 ① 刘坦疏解了石氏、甘氏的星岁纪年交在率 及应用问题。所论明白、确切，无半点游移、模糊， 这一点超越了前此学人。

2． 揭示了西汉末王莽时期刘歆制作《三统 历》与《世经》的纪年体系，指出其全部改变石氏 十二星次名称，并且伪造多项春秋时的岁星纪事， 羼入《左传》、《国语》，导致了典籍面目的大混乱。 刘坦将《世经》的历史纪年全部列出年表，显示了 刘歆之所以在《左传》、《国语》造假，乃为了给自 己的大历史体系埋伏证据。对于刘歆的天文历法 学，刘坦肯定其发现了岁星超辰，是一个成绩，但 “羼乱载籍，迷误古今，致后人对于所谓星岁纪年 者，于其体系与规律，均几于茫然莫解” ②，作用和 影响极其恶劣。破解刘歆的行为，乃是清理中国 古代星岁纪年法的一大关节，刘坦抓住这一关键， 在研究中用力最多，成就也特别卓荦。

3． 对古籍中出现的所有关涉星岁纪年的记 述，都作详明的考释和辨析，纠正历来学者解说的 舛误。

4． 考辩了清代考据家钱大昕在星岁纪年问题 上的根本性谬误，另一清代学者孙星衍虽与钱大 昕见解不同，反复辩论，但也是错误多而所得少， “率皆偏执一见，互启争端”

5． 指出现代著名天文学家朱文鑫《天文考古 录》在星岁纪年问题上的错误，除交在率等技术 上的失误之外，特别批评了朱文鑫依据刘歆伪造 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推算年代，严肃地指出:

考刘歆《世经》纪年，武王伐纣( 公元前 1122 年) 星在鹑火( 午) 岁在辛未。朱氏所述 武王伐纣之星在、岁在，应即元本《世经》 ……总结朱氏论述，所以造成纰缪之原因，固 然在其将春秋至汉初之年限缩短，有以致之， 另外，尤在其未能理解《左传》中之星次，元 出刘歆伪托。

在刘坦的研讨、评论中，认为自从刘歆惑乱星 岁纪年之后，历代学者没有人弄清这一历史问题 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的成 就是空前的，是独家绝学。那么在刘坦之后呢? 刘坦没有学术上的伙伴，没有学生，也没有人按照 他的正确思路继续研究，至今为止，刘坦之书还是 世界上关于星岁纪年的唯一的专著。今人论著偶 尔也会谈到星岁纪年问题，但大多重复刘坦已经 批评过的错误。因此，关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 者，真会有酸风射眸的感觉了。

第三，知音虽少，硕果有存，足资后世研习。 刘坦的学术颇少知音，这有其身为乡下贫民而又 不愿攀龙附凤的原因，更因其探索的学问艰难、深 邃，不易被一般学人理解。《史记纪年考》等书撰 著形式上是大篇幅的表格，专业学者也难以立刻 窥见其学术亮点。历史年代学其实是多年以来国 内史学界的热点，但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某些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年代考订，如屈原生年问题、孔 子生日问题、西周克商之年等等。刘坦虽也关注 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系年，但如若证据缺乏则决 不强行解决，而主要致力于考察纪年方法、体系和 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例如他针对浦江清考论 屈原生年的文章，指出其对星岁纪年方法的理解 错误，阐明准确的知识体系，但并不考订屈原的生 年;针对唐兰、陈梦家利用“殷历”推论西周克商 之年，刘坦撰写《论殷历纪年》一文，指出所谓“殷 历”产生很晚，又在汉代被更改失去原貌，不能作 为依据，但并不考论西周克商应当在于何年。其 实，这种治学是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体系上正本 清源，极其可贵。那些不具解决条件的具体问题， 不应强行论断，尤其是连基本知识体系尚未理清 的情况下，就率尔操觚，定会造成谬误。遗憾的 是，国内学术界风气多是急于直奔具体问题，遂使 刘坦这样的学者处于边缘，不接受其有益的忠告， 遂致使意见纷纭、谬误百出，争论不可歇止。

但刘坦毕竟还是得到相当的肯定和提携，又 有精品著述留存下来。如《星岁纪年之研究》书 稿藏于图书馆，无人知晓是辩驳新城新藏的论著， 经笔者翻阅，始知其珍贵。将来出版，会与已经刊 行的著作一起，供后来学者研习，必然大有功于学术发展。

至于刘坦这样深邃的历史年代学著述，常人 难于读懂，其意义何在? 答曰: 首先，一个民族或 国家，需要有人站在现代的水平上研讨传统学术， 不能以狭隘的实用主义看待学术文化问题。其 次，刘坦的学术成果对现实的学术建设有着重大 意义，但可惜没有被充分注意和汲取。《史记纪 年考》几处强调周厉王奔彘的次年才是共和元 年，《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考订《左传》、《国语》 内岁星纪事皆为刘歆伪托羼入，还特别地就此批 评了朱文鑫的错误，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然重 复刘坦批评过的作法。如果说采用“武王伐殷， 岁在鹑火”的伪史料推算西周克商的年月，还算 是走投无路的选择，那么硬定周厉王奔彘与共和 元年为同一年又有何必要? 刘坦《史记纪年考》 是早就出版的著述，如前所述，其中不仅揭示若把 共和元年与厉王奔彘定为同年，会使许多纪年自 相矛盾，而且指出《史记·齐太公世家》有明确记 载: “ ( 齐)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 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①那种将周厉王奔 彘与共和元年定为同一年的作法，究竟有什么可 靠根据? 假使学术界早就注重刘坦的成就，是不 是可以避免很多诸如此类失误呢?